（一篇旧文）
我曾经买过一本张恨水的小说《啼笑因缘》，起因是偶然的。
从我们村通镇上要过一座山。在山腰，路边，有一间屋。这屋里曾经供过神的，因为虽然已无神像但供桌还在。我以为称它为山神庙还不如称路神庙来得贴切——本地人称之为“泗洲（四季？）堂”，实际是供路人歇脚用的。
这“堂”的墙壁全用石头垒成，“堂”里又有木柱支撑。木柱和木凳已伤痕累累，多为牧童手痒所致。神坛左侧的地面上有一穴浅水。据老辈人讲，这里曾有一泓清泉流出，是赶路人解渴的好地方；后来泉边的一丛灯心草被一外地人拔去，水便死了。老辈人说，这拔草的人经过我们村，见ｘ癞子在耕田，还问他要不要这草呢；ｘ癞子一看，连忙摇头道：“这种马胡须，多的是，谁要？”他可不知道这是包医百病的妙药呢！
算来大概是八三年罢。有一天，是初秋，天还热，我去接从镇上下来的一个人。到“泗洲堂”的时候，我便进去歇一会儿，准备坐着等。但见里面已坐着一位穿黑衬衣的老者，身旁倚了一根手杖。他不停地喘着气。我发现他呼气很特别，腮帮子鼓起，嘴却紧闭着，只从两唇间漏出“噗噗”声，似乎很吃力。恕我不敬，我想到了某种蛇。
我觉得他在注视我，便不好意思看他，低头掏出随身带的一本小书来翻。只一忽儿，就听他问道：
“小后生，几点了？”
我不经意地告诉他，想继续看书。但他仿佛碰上新异物品似的，只管盯着我瞧，并一句接一句地问我。
他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住哪里；当知道我就住山脚时又问我父亲是谁，听我回答后便叹了口气，转问是否还在念高中，为何不去考大学。后来他问我是否认识他。见我不认识，便说自己住在我们邻村。
他又问我看的什么书，平时是否常看。他跟我谈小说。我来劲了，那时我正热衷于小说呢。他叫我不要看《水浒》《岳传》之类，“动不动‘纳头便拜’，最没意思”；《三国》尚可，但也不好；《红楼梦》才是好书，“看了《红楼梦》，别的书就不用看了”，他这样说。可是他又叫我暂时不要看《红楼梦》，《红》的妙处一时难以领会，要慢慢看去才行，年纪太小看不懂的。他提了紫鹃试宝玉一节，宝玉摸摸紫鹃的衣服，说穿得太单薄了，被紫鹃“教训”一顿，坐着发呆。“写得好啊！”说这话时老人就像抿了一口茅台。
其时我已经读过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说岳全传》，但我先不说。
他向我推荐《啼笑因缘》，说此书很好，有些地方甚至胜过《红楼梦》。“《啼笑因缘》没看的话应该看一看的。”他几次这样说。他还对我讲了作者名字的来历，说是跟谢冰心谈恋爱失败后改的，“水”就是“冰”，恨水不结冰。
“还有一部好书是《聊斋》，”他说，“我是专一部《聊斋》。《聊斋》篇篇都好。”他说随便你报个题目都能讲出其内容，他断言我看不懂，“太深了”。
讲完《聊斋》，他便告诉我他叫约生，要我以后去他家谈天，“你问一下，只要说找某人，谁都知道的。”最后他说：
“街头有《啼笑因缘》的话，我就给你买来，好吗？我送到你家里来，好吗？”
我说好的。我目送他远去。
那年我才虚岁二十。我是多么激动啊！相见恨晚。我觉得眼前一亮，仿佛近视眼摸到眼镜戴上的一刹那：远山的草木都换上新装了，天地多么广阔！
没几天我便去街上买了《啼笑因缘》。
我去了老人的家。他一个人住。他对我客气了一番后，便问是否买了《啼笑因缘》；听说已看完，就大谈起书中情节来。他一激动，呼吸就困难，我便又想起眼镜蛇来。
当时我正从杂志上看过一篇《聊斋》中的短文《骂鸭》，便说：
“《聊斋》有一篇《骂鸭》，很短的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”
“嗯……”他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，“好是好的。不过，《聊斋》，……《聊斋》还是《胭脂》《小翠》《聂小倩》这些篇最好。”
我还没有读过这些，不知道它们比《骂鸭》好多少，就没有再讲下去。
后来我们混熟了，他也来我家。我外公、外婆原本就同他相识，这一来有点像亲戚的味道了。我从外公们的口中了解到一些约生老人过去的事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他劳改过。他写状子比较出名，邻近闹纠纷的人多找他帮忙，赢的多。（后来他要我代抄过几份，证实了此言。）他有一个儿子，关系很不好；老伴早死了。是个可怜的人。
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也都知道约生老人。“约生？”他们常常这样说，“所谓‘强盗手里夺铜锣’，就是他。”据说，解放前，强盗头子永庆佬请了“财神”关在他家隔壁，“财神”的家属送他几个钱请他说情压价，他便半夜里私下放了人。不知是强盗对本地人的宽容，还是老人的父亲有些地位，居然无奈他何。
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我碰到他之前没听说呢？不可思议。
老人来我家，有时候会给台门里的老人、妇女们讲《啼笑因缘》。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一辈的文化人，还教过几年书的。我曾问他是否读点外国小说，他说一看一长串名字就头痛。他还是说他的《啼笑因缘》，说他的《红楼梦》。
有一次，我去他那儿，正碰上他给一群人讲故事。这次可不是《啼笑因缘》。记得似乎讲某小姐读小说成病，茶饭不思，奄奄一息了，昏迷中常唤作者的名字。她父亲对这“傻丫头”百般劝解，说作者兴许是老头子了，书上事不同于现实，终不奏效；无奈之余，只得抱侥幸心理给作者去信。谁知作者居然赶来，也才四十几岁，小姐病愈，跟“先生”去作了偏房云云。老人讲得绘声绘色，我学不来。
去的多了，我也看出他跟儿子、媳妇合不来。但一个孙子、一个孙女却常来叫他“爷爷”，他也喜欢他们。八四年的某日，未知是他自己要求还是村里分派，他搬到村边一座山脚的矮房子里住了，看管毛竹和竹笋。我也常去那里看他。房子很小，没有电灯。房前是一片竹林，屋后是一个茶园。他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——
门对千竿竹 家住一老人
我到杭州后，假期回家时也曾去那里看望他。
通过老人，我新认识了几个朋友，有我现在还来往的。老人几次跟我讲，等那朋友结婚时一起去吃喜酒；我们也曾私下商量，待老人八十寿辰时去庆贺一下。
不过，约生老人对我最热心的还是介绍对象。他常常提及某人某人，如何如何。只是我自己不感兴趣。我说，太早了，还小呢。他说：“早什么？二十岁我都结婚了。”有一天我奶奶叫住我，神秘地问：“那个约生是不是在给你讲ｘ村的一个小娘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的事。”她便怪我，“造话！那小娘的妈都讨讯到我这里来了。”但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事，以后也没听老人提及。
可是，有一次，他真带了一个女学生到我家来了，并对我说她爱看书，今年几岁，等等。由于和他女儿同村，随他的外孙女叫他“外公”。她走时，借去几本书，因老人的推荐，其中便有《啼笑因缘》。后来我向他讨还，他说“她想不还了”，对我笑笑。我未死心，因为有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是我当时的爱物，也被借走了。
来杭后，他又转过一个女孩子（未曾谋面）要我买书的信，这信我至今还保存着。我同老人通过几封信，但我问及那几本书的信寄出后一直未见回音。后来从家信中才知道，老人等不及过八十岁生日就去了极乐世界。
看来，我的《啼笑因缘》是不会有了。
1989年10月24日于杭州
1987年1月13日接家信，但不明确老人的死期是８６年底还是８７年初（只说阴历年底），家里也是听人说。只被门槛绊了一跤，躺几天就走了。我和朋友们曾几次想去看看他的坟墓，可到今天还没有去；也没有去问他儿子他死于哪一天。
接信那天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：“就要回家了，我正想和你谈谈呢。暑假里我们不正好好地谈么？可是现在，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，我的老朋友？……交往中的一切就要联成一片了。我会写出来的。”
我终于写了。
1989年10月29日补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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