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学著作以“长编”名者，最初始自南宋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《文献通考》载李焘于乾道四年第二次上呈《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论述：“臣窃闻司马光之作《资治通鉴》也，先使其寮采摭异闻，以年、月、日为丛目；丛目既成，乃修长编。唐三百年，范祖禹实掌之，光谓祖禹：‘长编宁失于繁，无失于略。’当时祖禹所修长编，盖六百余卷，光细删之，止八十卷。今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，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。故神宗皇帝序其书，以为‘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’。臣诚不自揆度，妄意纂集，……顾臣此书，讵可便谓‘续资治通鉴’？姑谓‘续资治通鉴长编’，庶几可也。……更择耆儒正直若光者，属以删削之任，遂勒成我宋大典，垂亿万年。”
可见，“长编”本是更正式、更庄重的“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”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“初级阶段”，或“前期成果”，就是有逊于正式专著、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。 “长编”的特点，司马光一言以蔽之 “宁失于繁，无失于略”。李焘非常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说：自己編写的书没资格径称《续资治通鉴》，而只能称作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；若有像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大家来“删削之”，才能成为一部可以垂诸永久的大典。后来，还有人将“长编”用于经部注疏之书名，如清人刘宝楠撰有《论语注疏长编》《毛诗正义长编》《礼记注疏长编》《说文杂注长编》等；甚至还有人用于子部，如清人吴其浚撰有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。也都是“初稿”的意思。
而年谱，本属编年体史书，但民国以前从未见人在编撰年谱时用过“长编”作书名。近人最早所撰的年谱长编，大概应数1932年编印的《总理年谱长编初稿》；后来又有《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》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等。自称“长编初稿”，编著者显然已经不懂“长编”固有的本意了。
大概大陆学者受到台湾出版的大部头年谱长编的“刺激”和“诱惑”吧，近三十年来，忽然一下子涌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。不过，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都没有今后“删削之”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，相反，有些撰著者本来就是先出了“年谱”而后再出同一谱主的“年谱长编”的。由此，亦可换一种说法：“长编”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。“年谱长编”，现在只是“年谱简编”“年谱略编”的反义词，略与“年谱详编”同义。在好多场合，年谱长编成了年谱或年谱简编的扩大版和升级版。对绝大多数年谱作者来说，“长编”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谦词，恰恰相反，是一种自信、自豪的说法了。
（详见2016年3月23日《中华读书报》陈福康文《“年谱长编”的“长编”是什么意思》）
评论